司马光简介司马光的诗

司马光(1019-1086)字君实,号迂夫,晚号迂叟,陕州夏县(今属山西)涑水乡人,世称涑水先生。宝元元年(1038)进士,签判武成军,累迁大理寺丞、起居舍人。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之中知谏院。神宗初,官翰林学士、御史中丞。反对与王安石变法,出知永兴军,判西京御史台。后闲居洛阳,专修《资治通鉴》。哲宗立,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,在相位八月而卒,年六十八,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。《宋史》有传。其著作主要有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,另有《司马文正公集》八十卷。词存三首,均写艳情

司马光的诗大全 司马光的代表作

《送云卿知卫州》 《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》 《西江月·宝髻松松挽就》 《客中初夏》 《阮郎归·渔舟容易入春山》 《送云卿知卫州》 《孙权劝学》 《锦堂春》 《阮郎归·渔舟容易入春山》 《陶侃惜谷》 《西江月·宝髻松松挽就》 《西江月(宝髻松松挽就)》 《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》 《阮郎归(渔舟容易入春山)》 《送龚章判官之卫州·新及第》 《客中初夏》 《谏院题名记》 《谏院题名记》 《田子方教育子击》 《送龚章判官之卫州·新及第》

司马光族墓

  司马光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墓地分为茔地、碑楼、碑亭、余庆禅寺等几个部分。在山西夏县城北15公里鸣冈,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,东倚太岳余脉,西临同蒲铁路,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。墓侧翁仲分列。宋哲宗御篆“忠清粹德之碑”额;碑文为苏轼撰并书,曾没于土中,后于杏树下掘出,遂名杏花埤,惜已剥蚀难辨。金代摹刻四石嵌壁,今仍完好。明嘉靖间,特选巨石,依宋碑复制,并建碑亭。东有守坟祠,再东为北宋元丰元年(1078年)敕牒 建香火寺余庆禅院,牒文刻石仍在寺后。寺内有大殿五间, 殿内现存大佛三尊,西壁罗汉八尊,为宋塑风格。历代碑古二十通,记载坟园沿革。

司马光生平

  司马光,字君实,号迂叟,山西夏县涑水乡人,生于河南省光山县,世称涑水先生,北宋政治家,史学家。北宋政治家,史学家。宋仁宗时中进士,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。宋神宗时,王安石施行变法,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,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。王安石变法以后,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,专心编纂《资治通鉴》,用功刻苦、勤奋。用他自己话说是:“日力不足,继之以夜。”

 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,他立志编撰《通志》,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。治平三年(1066年)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,英宗命设局续修。神宗时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。王安石行新政,他竭力反对,与安石在帝前争论,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。被命为枢密副使,坚辞不就。次年退居洛阳,以书局自随,继续编撰《通鉴》,至元丰七年(1084年)成书。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,都亲自动笔。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,高太皇太后听政,召他入京主国政,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,数月间尽废新法,罢黜新党。为相八个月病死,追封温国公。遗著有《司马文正公集》《稽古录》等,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。

 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。嘉祐六年(1061年)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。司马光立志编撰《通志》,作为统治者的借鉴,治平三年(1066年)撰成战国迄秦的《通志》八卷上觐宋英宗,英宗命设局续修,并供给费用,增补人员。宋神宗即位后,以其书“有鉴于往事,以资于治道”,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为写序。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,司马光竭力反对,与安石在帝前争论,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。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,坚辞不就。熙宁三年(1070年),自请离京,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(现陕西省西安市),次年退居洛阳,任西京留守御史台,以书局自随,继续编撰《通鉴》,元丰七年(1084年)成书。书成后,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。元丰八年(1085年)宋哲宗即位,高太皇太后听政,召他入京主国政,次年任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,数月间罢黜新党,尽废新法,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司马光执政一年半,即与世长辞,“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,鬻衣以致奠,巷哭以过车者,盖以千万数”,灵柩送往夏县时,“民哭公甚哀,如哭其私亲。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,家家挂像,饭食必祝”。死后,宋哲宗将他葬於高陵。追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,赐碑“忠清粹德”。对司马光的为人,朱熹评论: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,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,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;诚心自然,天下信之。退居于洛,往来陕洛间,皆化其德,师其学,法其俭。有不善曰:君实得无知乎!博学无所不通。(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7)

司马光学术成就

 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。其中最大的贡献,莫过于主持编写《资治通鉴》。宋神宗熙宁年间,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,上疏请求外任。熙宁四年(1071年),他判西京御史台,自此居洛阳十五年,不问政事。这段悠游的岁月,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的独乐园,既是他的寓所,也是《资治通鉴》书局所在地。这里环境幽美,格调简素,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,除了司马光之外,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、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。其中,司马光任主编,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为协修,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。司马光来洛阳后,便把《资治通鉴》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。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,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、邵雍、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,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。

  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:“臣今筋骨癯瘁,目视昏近,齿牙无几,神识衰耗,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,尽于此书。”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,成书不到2年,他便积劳而逝。《资治通鉴》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,司马光都亲自动笔,不假他人之手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,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,通贯古今,上起战国初期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(公元前403年),下迄五代(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)末年赵匡胤宋太祖)灭后周以前(公元959年),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,依时代先后,以年月为经,以史实为纬,顺序记写;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,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,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。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: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,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。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上无以事君,下无以治民。……乃如用兵行师,创法立制,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,鉴古人之所以失,则求胜而败,图利而害,此必然者也。”(《新注资治通鉴序》)王应麟说:“自有书契以来,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”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: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,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”(《十七史商榷》卷1)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《通鉴》时说:“司马温公《通鉴》,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结构之宏伟,其取材之丰赡,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,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,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!”

  司马光著述颇多。除了《资治通鉴》,还有《通鉴举要历》八十卷、《稽古录》二十卷、《本朝百官公卿表》六卷。此外,他在文学、经学、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,主要代表作有《翰林诗草》、《注古文学经》、《易说》、《注太玄经》、《注扬子》、《书仪》、《游山行记》、《续诗治》、《医问》、《涑水纪闻》、《类篇》、《司马文正公集》等。在历史上,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(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)。《训俭示康》收入高中语文课本。

司马光轶事典故

  司马光一生诚信,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,大概在五、六岁时,有一次,他要给胡桃去皮,他不会做,姊姊想帮他,也去不掉,姊姊就先行离开了,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,等姐姐回来,便问:“谁帮你做的?”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,父亲便训斥他:“小子怎敢说谎。”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,年长之后,还把这件事,写到纸上,策励自己,一直到死,没有说过谎言。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。清人陈宏谋说:“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,以不欺为本。”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,也是一个“诚”字。

破瓮救友  有一次,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。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,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,一不小心,掉到水缸里。缸大水深,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。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,吓得边哭边喊,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。司马光却急中生智,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,使劲向水缸砸去,“砰!”水缸破了,缸里的水流了出来,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。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,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。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,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,被人们广泛流传。

诚信卖马 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,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,高大有力,性情温顺,只可惜夏季有肺病。司马光对管家说:“这匹马夏季有肺病,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。”管家笑了笑说:“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?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!”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,对他说:“一匹马多少钱事小,对人不讲真话,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。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,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,损失将更大。”管家听后惭愧极了。

低调淡泊 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,他在《训俭示康》中曾提到小时後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,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。宝元年间中举时,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。酒席宴会上,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,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,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,也不戴花。同事提醒说:“戴花乃皇上之令也!”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。 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,一直称呼他为“君实秀才”。一次,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,听到仆人的称呼,不禁好笑,戏谑曰:“你家主人不是秀才,已经是宰相亦,大家都称为‘君实相公’!”老仆大吃一惊,以后见了司马光,都毕恭毕敬地尊称“君实相公”,并高兴地说:“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……”司马光跌足长叹:“我家这个老仆,活活被子瞻教坏了。”

坚不纳妾 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,有纳妾蓄妓的风尚。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,极为罕见的不纳妾、不储妓之人。婚后三十年余,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,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,也没想过纳妾生子。张夫人却急得半死,一次,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,悄悄安置在卧室,自己再借故外出。司马光见了,不加理睬,到书房看书去了。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,一番搔首弄姿后,又取出一本书,随手翻了翻,娇滴滴地问:“请问先生,中丞是什么书呀?”司马光离她一丈,板起面孔,拱手答道:“中丞是尚书,是官职,不是书!”美女很是无趣,大失所望地走了。  还有一次,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。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,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。司马光不客气了,生气地对丫鬟说:“走开!夫人不在,你来见我作甚!”第二天,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,十分敬佩,说俨然就是“司马相如卓文君”白头偕老的翻版。唯独一人笑道:“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,只会鳖厮踢!”张夫人终身未育,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“司马康”,作为养子。 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。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,逢元宵节,张夫人想出去看灯,司马光说:“家里也点灯,何必出去看?”张夫人说:“不止是看灯,也随便看看游人。”司马光一笑,说:“看人?怪了,难道我是鬼吗!”

典地葬妻 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,居所极简陋,於是另辟一地下室,读书其间。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,宅第非常豪奢,中堂建屋三层,最上一层称朝天阁,洛阳人戏称:“王家钻天,司马入地。”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,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,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,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,置棺理丧,尽了丈夫的责任。司马光任官近40 年,而且官高权重,竟然典地葬妻。重读历史,让人深思。俗语说: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。在封建社会,大多数人苦读寒窗,跻身仕途,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,荣华富贵,泽被后世,荫及子孙。在这些人面前,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。嘉祜八年三月,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,珍宝丝绸无数,但司马光不为所动。司马光年老体弱时,其友刘贤良拟用50 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,司马光婉言拒之,他说:“吾几十年来,食不敢常有肉,衣不敢有纯帛,多穿麻葛粗布,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?”

司马光为官生涯

反新法 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,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,几度上书反对新法。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,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,这是世轻世重,不是改变法律。所谓“治天下譬如居室,敝则修之,非大坏不更造也。”司马光与王安石,就竭诚为国来说,二人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措施上,各有偏向。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、军事上存在的问题,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、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。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,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,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,即使改革,也定要稳妥,因为“大坏而更改,非得良匠美材不成,今二者皆无,臣恐风雨之不庇也”。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,但实际上是一种在“守常”基础上的改革方略。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,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,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。  可以使用一句话来评价司马光的一生 :其实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这两件事情 编写《资治通鉴》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: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,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——纯粹君子之争,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,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:“司马君实,君子人也!”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,绝对不是一个小人!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,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,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,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“介甫无它,唯执拗耳”。  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,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,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,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。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安石争辩,但缺乏现代经济理论,司马光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。终其所述,只有“不妥”二字而已。结果造成了神宗误会他无理取闹的局面,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,出走洛阳。  还有点要注意就是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,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,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。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,然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:王没有任何私利,为什么要这样做?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,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。

元祐更化  哲宗立,宣仁后垂帘同听政,门下侍郎司马光言:按因差役破产者,惟乡户衙前。盖山野愚戆之人,不能干事,或因水火损败官物,或为上下侵欺乞取,是致欠拆,备偿不足,有破产者。至于长名衙前,在公精熟,每经重难,别得优轻场务酬奖,往往致富,何破产之有?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,其下等、单丁、女户及品官、僧道,本来无役,今使之一概输钱,则是赋敛愈重。自行免役法以来,富室差得自宽,贫者困穷日甚,监司、守令之不仁者,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,或一县至数万贯,以冀恩赏。又青苗、免役,赋敛多责见钱。钱非私家所铸,要须贸易,丰岁追限,尚失半价,若值凶年,无谷可粜,卖田不售,遂致杀牛卖肉,伐桑鬻薪,来年生计,不暇复顾,此农民所以重困也。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,诸色役人,并如旧制定差,见雇役人皆罢遣之。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,召募不足,然后差乡村人户,每经历重难差遣,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。所有见在役钱,拨充州县常平本钱,以户口为率,存三年之蓄,有余则归转运司。凡免役之法,纵富强应役之人,征贫弱不役之户,利于富不利于贫。及今耳目相接,犹可复旧名,若更年深,富者安之,民不可复差役矣。”

司马光藏书

  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翰林学士。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。后诏他编写《历代君臣事迹》,神宗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元丰七年(1084)书成,共294卷,上下贯穿1 362年治乱兴衰之史实,参阅了龙图阁、天章阁、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、秘阁及私人藏书,采正史之外,用杂史著书凡322家,集文献史料之大成,被誉为“典籍之总会。策牍之渊林”,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相媲美。书成之后,为便于翻检,编《资治通鉴目录》30卷,以明取材不同之故,对后世的影响极大。家藏书富,居洛阳时,买田20亩,建“独乐园”,藏文史书籍万余卷。又置“读书堂”,辟精善之本5 000卷,又得神宗赐书2 400卷,以资著述。善保护图书,每年二伏至重阳间,在天气晴朗之日,设案以曝书籍。桌案洁净,铺以茵缛,然户端坐看书。阅书时,不以空手捧书,唯恐手汗渍湿。藏书几十年,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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